资料图片：因公殉职的城管队员李志强

    看到捅死同事李志强的犯罪嫌疑人崔英杰引来世人同情，看到付出宝贵生命的李志强身后仍然遭到一些非议，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的一些队员们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们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们清晰地记得，2006年8月11日，在清理中关村西区无证摊贩的过程中，烤肠摊贩崔英杰近似疯狂的一刀，刺入了李志强颈部，伤及右侧头臂静脉及右肺上叶，使得李志强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从此他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同事，世上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崔英杰的辩护词显示，他是河北农村的一个普通人，来北京最大的愿望就是赚钱让家里人过上好些的生活。那天引发冲突的三轮车，是崔英杰一天前刚向同事借了一千多元新买的。崔英杰说，他所以在车被没收后又提刀上前，是希望发生“在最后关头要回车”的奇迹。

    因为一次日常的城管执法行动，李志强和崔英杰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却完全改变了彼此的人生轨迹。这一事件也让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迷惘。

    “李志强事件的发生对城管执法者的影响超乎一般人想象，”海淀区城管大队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李志强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不少城管队员的信念，为没收一个小摊贩的三轮车，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死后还要受到种种非议和责难，这样的活继续再干下去，值得吗？”

    让城管队员们更为困惑的是，如果论文明执法，李志强绝对可以成为典范，“有一次他追无证经营摊贩，一连给对方敬了三次礼，对方都没有停下来。”在查没崔英杰烤肠摊过程中所拍摄的录像也显示，身着制服的李志强当时反复耐心地劝说。“但就是这样规范的执法过程，还不能换来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还要付出血的代价，我们究竟还能怎样履行职责？”李志强的同事问记者。

    李志强事件也许只是个极端的个案，但其背后却是目前每天在全国各个城市不断上演的城管队员与无证摊贩、违章建筑业主、小广告散发者、流浪乞讨人员、黑车司机数不尽的纠纷和矛盾。  

执法之难

    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调研，“执法难”是三地城市管理队伍异口同声抱怨的头号难题。

    首先是“取证难”。法官断案重在证据，城管执法也一样，然而城管执法想取得证据却是困难重重。北京市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苑秀国说，比方说要整治“黑摩的”，但就算是“黑摩的”停在城管执法人员身边，只要不载客，城管就无权查处；即使载上客了，客人不配合执法，与司机以亲戚、熟人相称，城管也无权查处。又如散发小广告，“你在前面走，他在后面发，你一转身，他放在衣兜里，你说他发了，他硬说没有发，你让他把衣兜里的小广告拿出来他就是不拿出来，我们没有搜身的权力，即使我们违规搜出来，他说难道我衣兜里装什么你们也能管吗？”还有推车、骑车无照经营的，乱扔乱倒影响环境卫生的，不胜枚举。取证难，没有证据就谈不上处理。

    其次是“处罚难”。以处罚小广告为例，目前在北京散发小广告的大都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身上除了一张公共汽车月票和不超过5块钱的现金外，其它什么也没有。他们只知道哪天到某个地方领小广告，并获得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到月底别人再给他结账，其它什么也不知道，城管队员不可能把他们关上几天或硬要别人拿钱来才放人，因此一般只好批评教育一下就放人。“不痛不痒的教育对他们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放了明天就重新回去再发小广告。”

    再次便是“执行难”。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常务副大队长田巨德说，目前城管执法中最头疼的就是拆除违法建设问题。只要有一两天不注意，一两间违法的简易小房就盖好了，而城管执法人员要拆除则必须按程序进行，通过调查取证起诉和上诉复议听证，“拆违许可”没有大半年的时间下不来。

    由于“执法难”的问题，导致京沪穗三地的城管问题反复性很强，工作稍有松懈就会出现反弹。上海市城管执法局的统计显示，过去一年上海城管执法约13万起，但其中有3万多起属于同一问题的多次反复，“经常是上午刚清理了一个无证摊点，下午又在马路对面出现。”上海市城管执法局综合执法处副处长赵海田说，处理乱设摊占全年上海城管执法工作量的30%，城管部门疲于应付，疲于奔波，但是乱设摊的问题却还是没有根本解决。

    更为严重的是越演越烈的暴力抗法事件。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发现，目前城管队伍在执法中遭遇的暴力抗法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暴力抗法已由零散性的抗法转变为集体性、团伙性的抗法，由突发性的抗法转变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抗。据统计，去年广州城管支队共遭遇暴力抗法事件近500起，200多名执法队员受伤。